编者按：在“文革”初潮中，沈从文便因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受了猛烈冲击。不久，成立了“沈从文专案组”，旨在彻查其历史罪行以及新增的罪责。根据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的评述，他的历史问题被定性为“反共老手”；自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的任职期间，他又犯下了诸多新的严重错误。因此，他不得不频繁地进行答辩、检查与交代。从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他总共进行了六十余次检查。

上月中旬，我与馆内几位领导同事一同参与了集训（沈从文先生虽为研究员，实则并无领导职位）。然而，由于身体原因，我在上周被召回，以便参与学习活动。返馆后，我花费了数日时间浏览了大量的批判性大字报，这才逐渐了解到，在中央工作组正确引领下，馆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我深感荣幸，因为各位同仁出于善意，帮助我进行思想改造，特意为我开设了专栏，撰写了数十张大字报，列举了数百条严重错误。对此，我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首先，我深知，所有的批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假如我真的被视为异端邪说，自当受到清除。

然而，内心亦深感痛苦，那剧烈的震动，源于范曾对我的揭露，他来我家拜访的次数不过十次左右，其中几次还是携同他的爱人一同前来。古语有云，十大罪状足以致命，而范曾竟一口气列举了数百条，若其目的在于让我在众人面前失去威信，那么他可以说是达到了目的。实际上，我在群众中本就未曾有过什么威风，也不擅长去争取任何威风，我只希望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脚踏实地地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过去十年，我的工作主要在陈列室和库房中，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若按照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来解释此事，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承受不住。因为目前我的血压始终徘徊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之间，而高压则在一百九十到二百左右。我提及这些数字，年轻同志或许难以理解，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但等到他们将来步入暮年，便会明白我的感受。

仅需一例便能充分说明，那是范曾对我的一项颇具煽动性的指控，他言称丁玲、萧干、黄苗子等人均是我家的常客，一到便播放爵士乐，宛如一座微型裴多菲俱乐部。然而，这未免太过抬举我。实则，丁玲早在八九年前便前往东北，且自那以后从未莅临我的住所。来访的客人也寥寥无几，除少数亲戚外，我与人交往颇为稀少。

范曾夫妇拜访最为频繁，而向我国借阅书籍的主要也是你们夫妻俩。你又是如何知晓丁玲频繁来我家中的呢？这其中的缘由究竟如何？关于其他事情，我暂且不提。尽管如此，我对范曾同志始终怀有感激之情，是他让我懂得了“损人利己”的道理，这是我的一大收获。

对于各位同志对我所提出的种种批评与揭发，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激。对于其中正确的观点，我将虚心采纳，并下定决心进行切实的改正。

若有所失，亦当引起我深刻的警觉。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应学会妥善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尽管我们在同一岗位上共事已逾十载，表面上看似熟悉，实则内心并未真正相知。我主观上已尽力保持谨慎，极怕犯错，然而难免仍有大小不一的失误。对于同志们指出的严重错误，我坚信自己能够逐一改正。

关于馆内事务中领导层之间的分歧，我素来难以洞悉其详（略）。同时，这也使我们这类出身旧社会的所谓“臭知识分子”、所谓的“假专家”和“假里手”，不得不深入挖掘灵魂深处的污秽、丑陋与不堪，以期实现更为彻底的自我改造。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个人显得异常渺小，实在是微不足道。若要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就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在“用”字上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将个人所学用于实践，才能让知识真正发挥其价值，避免在文学创作中三十年前那种既伤害他人又贻误自己的局面！

沈从文

1966年7月

附：致次子夫妇信

虎虎之佩：近日收到家书，略知一二家中琐事。婆婆与姑姑皆对此充满好奇。期盼能时常互通音信，特别是婆婆，她亟欲了解孙女的近况。大家对你们的日常生活也颇感兴趣。大伯特意为孩子们购买了图画书，已另行寄出。此地暂无新书出版，或许未来可以前往小黑妮或庆庆家，搜集一番，或许能有所收获！听说咳嗽可以用川贝母粉冲糖水缓解，虎虎不妨一试，效果显著。

北京渐入“绿意盎然”的季节，而炉火却依旧熊熊。权力争夺频仍，矛盾丛生。究其原因，诸多事务往往源于情感驱动，以“原则”之名替代情感，这一转变需要一段漫长的学习与适应过程，或许是一年半载，亦或三五年不等！

相较于学校，机关工厂的情况更为复杂，其问题难以简单“放任不管”，即便放任，也难以迅速恢复原状。在学校，听闻已有不少教师获得解放，不再被迫参与劳动等。即便是当权派中的党委成员，也有一半人处于半自由状态，他们更多地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倾听他们的意见，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斗争和批判改革。

照此情形，斗批改有望借鉴过去整风的方式来进行，通过讲道理、摆事实，正常推进各项事务，也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即便是在夺权过程中，也不可能让同学们担任教授，实则他们并无教学能力。机关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能抱有较为大胆的“幻想”，但“能力”却相对较弱。有些职位和权力、能力本就是一体的，拥有权力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能力，如众多主任、处长、科长等。还有一些事务，非得有真正的工作能力、经验和本事不可，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因此，情况自然会复杂一些，也更为繁琐。或许正在上级进行商讨，可能会有一些斗争，以及关于“路线”、“方向”、“方法”、“策略”的激烈争论。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有所明朗……经过这一年的动荡，“大串联”已被决定不再进行，因为其副作用太大。夺权权限被正式限定为“监督”。到一定时期，党组活动将得以恢复，因为领导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黑帮”的范围必将缩小至真正意义上的“一小撮人”，这才能符合实际情况。然而，那些平时十分老实、怕事、并无争权夺位野心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将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此前传闻，除了党内当权派外，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打击目标。自从刘、邓、朱、贺、彭、杨、陆、罗等人的事态变得半公开或公开化后，“三家村”中的吴晗也成了配角。各部长也鲜有成为斗争焦点，难以吸引群众关注。与教授、专家的权威相比，自然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在接下来的斗批改中，恐怕不会像去年那样引起过度的兴奋。

人员规模将有所缩减，不会再扩张。（此外，大家普遍感到疲惫，工作搁置已久，一般员工已显现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若再持续一年，各方面的损失将更加严重。政治领域也难以有效提升，生产损失尤为明显。大标语相互攻击，无休无止，导致人们对各部门领导失去信心……至少，方法需要改变，不能继续如此！有些工作经过这样的处理，可能需要一到两年才能恢复正常。）文化部门有大量人员闲置，不知如何调整，有望在一两年内恢复到演戏、作画的本职工作。至于研究“洋”学、“古”学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学校是否需要此类教育？若需要，如何实施？若不需要，又该如何？这些问题，最早也要到今年秋季才能有所了解。以北京为例，六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真正可用的人才已经不多。问题是人手不足，而非过多。实际上，即使全部保留，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未能填补！并非人员过多，也非地位过高或权力过大……而且，高知群体中像××这样的有政治野心的人并不多……至于思想落后，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母亲依旧忙碌，要么是参加会议，要么是外出串联观摩大字报，亦或是外出分发报纸。至于这些刊物未来能否继续存在，以及如何应对，在这次运动中，中老年作家们普遍成为了被冲击的目标。年轻一代如何接棒，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许，我们将面临一段较长的停顿期。文学相较于绘画，处理起来更为棘手。大多数文学书籍都已禁止销售，亿万年轻人面临无书可读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尚无明确答案。

我依旧如常。与母亲这一年来的际遇虽有差异，但我们都已在风雨中显露出岁月的痕迹。外出行走时，鲜少再见到像我这样满头白发之人。虽然现在行走仍显得有力，消化系统也运转如常，但心脏时常发作疼痛，一旦病情恶化，便近在咫尺。已有数度出门时感到头晕目眩，看来脑血管问题终将浮现，若不幸再遭重大打击，生命的终结将不可避免。

虎虎因工厂搬迁暂歇工职，不妨趁机回来探探是否有合适的机会。若因私事返回，不妨带上红红一同来，让她在此与祖母同住。这里有姑姑照看，还有同龄的小女孩陪伴玩耍。黑妮和小庆庆都已长大不少，再过两三年，她们便要成为少女了。

北京大街上和一切机关，还是大字报占领一切墙壁。天安门除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不许贴，此外看台和两侧广墙及地面，是标语大字报海洋。几天来占压倒一切的是“打倒谭震林”。五一过劳动节，是否和往年一样，使得天安门干干净净，还是听其如当前那幺到处是大字报，还不得而知。一切似在慢慢回复一种理性秩序，许多人过去被没收的东西在退还。永玉 黄永玉在中央美院任教，是沈从文的表侄。一辆自行车亦已开始归还，而书籍、收音机、手表、照相机等物品，暂由我方代为保管。或许部分画册已被焚毁。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小事一桩。真正的幸运，是将来所受的处分，不至于被认定为“三反分子”或“右派”。

街道上挤车的行列中，与我年纪相仿的人群愈发罕见，这无疑是一声警钟。

运动过后，即便不面临“免职”的处境，也需深思是否应当考虑“退职”的抉择。实际上，工具书的相关内容已有所涉猎，而稿件虽未遭没收，也已自行处理。即便受到鼓励，似乎也难以激起再动笔的勇气。妈妈的工作虽然从未出现纰漏，但看来最多二三年也将面临编制调整，需在“解职”、“退职”、“退休”这几个名词中作出选择。这些都是基于乐观的假设。然而，新情况也可能随之而来。若从不利的角度考虑，或许我还会遭遇更大的冲击……对此，我唯有顺其自然。请大家放心，一切自有定数。

沈从文

1967年3月25日

还有一封沈老先生的审阅稿件，此处不予公开展示。综观全局，沈老先生实为一介纯粹的文士，其与众所谓的文人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