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丰子恺及其家人，共有十位成员，加上族弟平玉和店伙章桂，共计十二人，开启了逃亡之旅。在丰子恺一家的流离失所过程中，章桂贡献了巨大的帮助，可以说，若非章桂在途中不懈的护送与照料，丰子恺一家难以在战乱中安全抵达重庆。至于为何丰子恺与章桂之间会变得如此紧张，其原因究竟何在？

一

丰子恺于文中提及：“章桂欣然相随，我亦对其能干甚是欣赏，遂决定与之同行。”然而，据章桂所述，他加入逃难行列并非出于自愿，实乃丰子恺的盛情邀约。丰子恺向章桂表示：“我家族老幼众多，望你能够协助照料，与我一同踏上征途。”章桂虽表赞同，却希望先征求父亲的意见。丰子恺便让章桂回家，请其父章占奎前来，当面商议。丰子恺向章占奎言道：“我家共有十口人，老幼各异，此次远行，我恐怕独力难支，故欲携章桂同行。”章占奎闻言，只是搓手，轻轻点头，未发一言。丰子恺再言：“我将如同对待亲生儿子般待他，你尽管放心。”章占奎再次点头，仍旧沉默。丰子恺继续说道：“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归来，我必还你一个完好的儿子。”至此，章占奎终于开口：“那就带他走吧。”然而，抗战结束后，丰子恺一家虽从重庆返浙，却未履行承诺，将章桂归还其父。这次告别，竟成了他们父子的永别。

直至1950年代后期，丰章两家之间的纠葛依旧错综复杂，难以彻底厘清。

在丰子恺一家流离失所的艰难时期，章桂的贡献尤为突出。若非章桂的不懈努力和悉心照料，丰子恺一家难以安全抵达重庆。在这一旅途中，章桂对丰子恺一家恩重如山，甚至对丰子恺的夫人有再造之恩。至于丰子恺与章桂之间为何关系紧张，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42年11月，得益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的举荐，丰子恺被任命为位于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主任。

在桂林的时光里，章桂辛勤工作。丰子恺盛情邀请他一同赴重庆艺专共事。陈之佛对章桂青睐有加，起初便赋予他重任，委以后勤总管的职位。相较之下，丰子恺的教务主任虽为虚职，但他常在家中“办公”；而章桂作为后勤总管，职责重大，手中握有实权，公务繁忙。彼时，丰子恺一家租住在刘家坟附近。那处住所简陋、狭小，光线昏暗，仅凭一扇天窗透入。章桂便与丰家同住。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主人下达了驱逐的命令，章桂下意识地拉动门栓，推开大门，步履沉重地走了出去。他反复思量，却始终不解，向来和蔼可亲的丰子恺为何会下此逐客令。在街头徘徊一番，章桂发现自己竟无去处。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次厚着脸皮返回丰家。令他倍感欣慰的是，大门并未完全关闭。这表明丰家并非真的意图在深夜将他驱离。章桂凭借直觉，坚信这是那位一直关心他的善良婶娘特意为他留下的门。

为何丰子恺会对章桂下达逐客令？鉴于时间久远，涉事者已离世，探究真相或许颇为不易。然而，我们不妨基于那时的背景情况，进行一番合理猜测。

二

按照常理，既然丰子恺向陈之佛推荐了章桂，那么章桂为陈之佛效力应当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何丰子恺会说出“既然你为陈之佛效力，理应住在他家，不宜留宿于此”这样带有伤害情感的话语呢？

或许，丰子恺内心的失衡才是根本原因。试想，章桂本只是丰家的学徒，既无学历也无社会地位，然而在艺专，他却赢得了校长的极大青睐，其薪酬竟与著名画家丰子恺相去无几。此外，在艺专的权力结构中，丰子恺与章桂的地位几乎发生了完全的逆转。丰子恺虽挂名教务主任，实则权力受限，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闲居；而章桂作为后勤总管，却事业有成，成为校长眼中的得力干将，更是校长倚重的左右手。在这种心态失衡的状态下，丰子恺一时气愤之下，难免口出狂言。——当然，这仅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还需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究。

章桂深信，丰子恺与陈之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因此，每当章桂的工作表现出色，丰子恺便显得愈发不悦。然而，最终，丰子恺还是选择了默许，允许章桂继续留在他家中。

不久，丰子恺决然辞去了教职，投身于自由画家的行列。鉴于章桂原本是由丰子恺推荐至校长麾下，丰子恺的离职之举促使他迅速递交了辞职申请。

“我定会尽力为你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抗战胜利之际，丰子恺一家决意离川返乡。然而，在动身前，他们并未告知章桂。追溯至当年，当丰子恺一家自浙江石门湾流离失所之际，他曾亲口向章桂的父亲承诺，将他的儿子带回故乡。然而，此时此刻，丰子恺却将昔日的诺言抛诸脑后。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持不同意见，她认为章桂并未向丰子恺寻求援助，若其曾开口求助，丰子恺理应伸出援手。然而，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章桂是否提出了援助请求，而在于丰子恺是否履行了他的诺言。

章桂心中曾一度涌起回归故乡与老父相聚的愿望，然而彼时，他已为人夫，膝下子女成群，经济上颇为拮据，难以筹集足够的旅费。于是，他只能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艰辛地挣扎求生。而滞留在重庆的期间，命运对他展开了无情的一击。

1957年，一纸判决，将他流放到遥远的铜矿，承受艰辛的劳役。妻子独自抚养六个孩子，仅靠他微薄的劳役津贴，生活实难维系。在求助无门、陷入绝境之际，章桂无奈之下只得申请返回浙江老家，重拾农耕生活。

历经艰辛，终于踏上浙江故土的章桂，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支撑起妻子与孩子的生计。妻子因深度近视，无法从事农活，而章桂独自承担起赚取工分的重任，却需肩负抚养全家八口（包括两位长辈与六个孩童）的重担，这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当得知章桂一家的艰难处境后，众多熟识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即便与章桂交情不深的马一浮先生，也通过自己的弟子向章桂汇款，倾注一片爱心。然而，居住在上海的丰子恺，这位曾深受章桂援助之人，却保持沉默，未曾向身处困境的章桂传递过任何关爱。激愤之下，章桂向丰子恺发出了一封表达不满的信件：

“你言及‘何人家庭能团圆，天意对我何其浓’，我却觉得天意对你未必如此优待。实际上，是包括平玉、丙潮、我，以及车汉亮等在内的众多朋友一同助力于你。若非我们伸出援手，你一家十几口人又怎能跨越千里，从石门湾一路走到江西、湖南、四川乃至广西？你我同经风雨，共历生死，如今我面临重重困境，连马先生都动了恻隐之心，伸出援手，难道你就毫无同情之心吗？”

往昔时，你不是曾对我父言明，承诺会带我一同归来的吗？然而你却失信于我，独自带着家人返回。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家父病重，阿姐来信催我返家。我曾答应端午回乡，后又答应中秋归来，但终究无法成行。非但囊中羞涩，更觉颜面无光。家父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我，他希望见到他的儿子，这股气一直未能平息。然而，我终究未能如约归家，他绝望了。那年的八月十七，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满腔遗憾。我相信，他对我这个言而无信的儿子定是充满了怨恨。回乡后，我在堂兄炳荣家的灵堂前祭奠父亲，悲痛欲绝。慈伯，我向你倾诉这些，并非怀恨在心，而是想让你了解我的困境。

慈伯啊，你难道真的能如此压抑自己的情感吗？（出自张振刚所著《逃难记：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章桂所寄的这封虽带着怨气却饱含泪水的求助信，似乎未能触动他多年来忠心耿耿追随的“慈伯”——丰子恺的心弦。两周后，章桂收到了丰家的回信，信笺上落款的是丰华瞻。尽管这封信并非丰子恺亲笔所书，但想必已过他目，内容亦当是他默许的。丰华瞻在信中言道：

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三

丰华瞻对章桂未能如同孝顺父母般尊敬丰子恺的行为表示不满，这种观点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章桂在抗战期间曾护送丰家逃离沦陷区，抗战胜利后却因经济困难无法返乡，甚至在父亲临终前都无法回到家中。面对如此困境，丰家难道能对其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章桂一家当时生活极其艰苦，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无家可归，他又如何能以丰厚的物质条件去孝敬子孙众多的丰子恺呢？再者，以丰子恺的财产来帮助一贫如洗的章桂一家，不过是在牛身上拔下几根毛而已。

丰华瞻在信中进一步指出，他与章桂连及其父亲丰子恺共同经历困苦的资格尚存疑，因章桂连并未与丰子恺处于同等地位。此言尤为荒谬。须知，正是丰子恺当年邀请章桂连成为全家逃难时的得力助手。

“我本意是愿意汇款的，但经他如此斥责，我便打消了汇款的念头。”

原本打算转账，却为何未行动？若未转账，对方怎能不有所抱怨？一番抱怨，便成了你不转账的理由？实则，核心问题并非丰子恺是否愿意援助章桂一家，而是他是否应当伸出援手帮助陷入困境的章家。鉴于章桂曾对丰家逃离沦陷区提供重大帮助，丰子恺无权对正处于绝境的章家置之不理。

1959年，十月十三日，丰子恺亲笔给正在天津求学的幼子新枚寄去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日前，××致信于我，言辞间满是悔意，恳求道：‘请宽恕我的过错。六个孩子每日忍饥挨饿，随着冬日的临近，衣物亦无着落。望你念及孩子们的艰辛，借予三十元。’宝姐提议：‘给他十元。’然而，我心中却存疑，此事并非那般简单。于是，我在回信中这样答复：‘你若真心悔过，我自当予以原谅。然而，去年你曾行骗，家中上下对此皆感愤懑。特别是华瞻，曾两次写信斥责你，至今仍怒气未消。因此，除非你向华瞻赔礼道歉，否则无人愿意前往邮局汇款。’若你向华瞻致以歉意，我愿意汇去十五元……”（摘自《丰子恺文集》第七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

在这封信中提及的“××”，显而易见是指章桂。正是1958年，即丰子恺口中的“去年”，章桂一户人家从重庆迁回故乡务农，那恰是章桂一家陷入困境之际；再者，章桂共有六个子女，这才有了“六个孩子忍饥挨饿”的说法；而且，写信给章桂的正是丰华瞻。时间、人物以及求助的内容，三者完全吻合。

在丰子恺致幼子的信中，他对对方的求助行为斥以“勒索”之词，并贬称为“无赖”，若非一时之怒，恐怕便是言过其实了。我们先前曾提及章桂的来信，其言辞虽略显无礼，却远未达到“勒索”的程度；一个以辛勤劳作维持家计、照顾病弱妻子和幼子的农夫，又岂能轻易被贴上“无赖”的标签。若对方果真如他所言，是“勒索”和“无赖”，那为何长女丰陈宝会提议给予10元援助，而丰子恺也表示若对方向华瞻道歉，便愿意资助15元呢？

丰子恺对章桂的冷漠与节俭之举，似乎构成了一个特例。在他与他人的交往中，丰子恺往往展现出了乐于助人的品质。

子恺侄：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便与你永诀了。衷心感谢你在我暮年给予的援助，让我得以安享晚年。我即将离去，你无需再寄钱来料理后事，因我已在你历年所寄的款项中，积攒了足够料理丧事的费用。再次向你表示由衷的感激。愚叔云滨敬上，绝笔。

“狭隘与豁达，仇恨与仁爱，怨愤与热爱，皆能同驻于一颗心灵之中。”

在抗战年代，丰家避难的经历，先前，我们仅能从丰子恺的记述中窥见一二。然而，如今随着章桂的叙述，我们对这次避难的经历不仅获得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洞察，也对丰子恺这位人物有了更为立体和多维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