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9日晚上，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家里被抓了。虽然他事后成功逃脱了，但他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有个记事本，上面写着“吴次长”这几个字。
这三个字，成了让吴石暴露的直接导火索。
虽然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已经盯上了吴石，但手头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潜伏的中共情报员。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也因为缺少证据，只说得很简短；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则要求毛人凤一定要查明这事情。
专案组少将组长谷正文为了取得证据，假借吴石旧部的身份去拜访吴石的夫人王碧奎，从她口中得知，吴石和朱枫曾多次保持联系。
毛人凤把这事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气得不行，命令周至柔去彻查吴石。之后，查抄吴石的住处时，发现了他签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相关文件。
早在蔡孝乾第一次被抓之后，吴石就意识到朱枫可能已经暴露了，于是派副官聂曦提前通知他要躲避。2月4日，他还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签发了一张通行证，朱枫后来用这张通行证乘坐军机赶到舟山群岛，不过那会儿舟山已经戒严，到处都是特务在搜捕。朱枫只能用生病做借口，躲在医院里。
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那会儿她距离祖国大陆就差一步了。
朱枫被抓到之后，曾试图用吞金自杀，可惜没成功。看守们意识到这样一位关键人物要是死在舟山，免不了要吃苦头，于是赶紧安排飞机，把朱枫送到台北的医院抢救。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达命令，拘捕吴石，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吴石和朱枫被抓后，都被敌人用严酷的手段进行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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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谈过吴石案的很多细节，上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不少相关的内容。
这次咱们换点话题聊聊。
吴石案一发生，国民党保密局在事后总结里说呢，能破案全靠朱枫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跟蔡孝乾有了“横的联系”，这才把事情露馅儿的。
其实，这句话说得也不完全对，毕竟，事情的真相可能没那么简单。
作为我党地下工作的先锋，周总理在制定地下工作纪律时，确实强调过严禁“横的联系”，就是说各个地下战线的同志之间不要搞关系，免得一个点一旦被揭露，就会牵扯出一串麻烦。
不过，朱枫和蔡孝乾之间虽然有“横的联系”，但实际上并不算违纪。
那会儿，朱枫被派到台湾担任吴石的联络员，因为她在台湾还有个养女，可以用探亲的名义进去。不过麻烦的是，朱枫自己从没在台湾工作或生活的经验，想要跟吴石建立联系，或者传递消息，得先在那边站稳脚跟。要做到这些，她就得依靠当地地下党的同志帮忙。
蔡孝乾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主管在台的所有地下党组织，朱枫跟他取得联系，也就顺理成章了。
吴石、朱枫、陈宝仓这些人被揭发，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蔡孝乾被抓获后叛变了。
蔡孝乾这个人虽说是老资格党员，但贪心比较重呀，他在担任台湾省工委书记后，就挪用党费买房子，还养情妇。这人两次被抓，都是因为贪玩享乐，第一次被抓后还跑掉了，明知道敌人在找他，还敢冒险跑到西餐厅吃东西，真是胆大。
后来，谷正文也是抓住蔡孝乾爱享乐的这个毛病，才成功让他叛变，然后顺藤摸瓜，搞垮了台湾省工委的整个组织。
这与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因为《挺进报》事件被彻底摧毁的情况挺像的。
虽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毁灭源于一份不起眼的《挺进报》，但随着敌人搜捕行动逐步扩大，即便被抓的基层党员在遭受酷刑时依旧坚持不屈，少数领导干部则因为承受不了折磨而动摇叛变。
这些叛变分子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旦担任了党的领导岗位，便很快走向腐败堕落，甚至对党的纪律毫不放在心上。
当时，被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苦思这场惨痛的经验教训后，写下了狱中意见（即狱中八条）：
一、避免领导干部堕落腐败；二、强化党内思想教育和实战锻炼；三、不应抱有空幻的理想主义，也不要盲信上级；四、关注路线问题，避免从“右”向“左”转变；五、绝不能小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状况、感情问题以及生活作风；七、严肃进行整党整风运动；八、严厉打击叛徒和特务。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将这份报告带了出来，然后呈交给中共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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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虽然试图劝蔡孝乾投降，实际上他对这个人心里并没有多大信任。
我觉得，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行动之所以没成功，除了组织人员太过乐观，导致行迹暴露得太明显之外，蔡孝乾那浮华奢靡的个性也是个很严重的致命缺陷！
我对蔡孝乾的人品真是挺不满意的；至于张志忠，虽然被判了死刑，但我觉得他是我评价最高的人。
像朱枫这样的联络员，在被俘之后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在事后检讨中，却对她评价颇高，除认为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还盛赞她在被捕以后企图吞金自尽的行为：
土匪干这种维护重要任务时，不怕牺牲个人生命，遵守纪律、展现精神，的确值得学习借鉴。
之前咱们聊过吴石，也查过，他并不是正式办理过入党手续的中共党员，顶多算个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不管是在案发之前还是之后，吴石的作为都显示出他在有意识地向党靠拢。
就连国民党当局也坦言，追查吴石的线索简直难到极点，侦讯这块儿麻烦得很。
据参与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写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里说，吴石刚被抓的时候，一开始还不知道保密局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依旧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压人，直到后来主要负责人悄悄暗示他，他才终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吴石在狱中接受审讯时，虽然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但大多都是按照敌特提供的资料说的，对于其他人涉及的情况，他还在努力找办法帮他们开脱。
李资生认为：
因此，我们才说吴石“诚心””坦率”，这是在侦察人员有计划的追问下，让他不得不讲实情，不能不坦白。说到底，对吴石的审讯确实是最难的事情。
从吴石的狱中日记可以看出，他在3月5日被捕之后的那一个月里，接连不断地接受审问，这让他的精神压力变得非常大。
吴石被关押的地方条件实在很差，那是一间不到五平米的小屋。由于国民党当局抓人太频繁，这个五平米的小屋后来挤进了太多的人，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后来一下子增加到十个人。
本来就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吴石连休息都没法保证，到了最后，甚至只能够站着撑着。
到5月10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吴石的血压已经飙升到了两百多，医生估摸着，如果再这样下去，吴石不用等到上刑场，就可能因为脑溢血倒下。
看在吴石那么重要的份上，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他的牢房环境做了些调整。
当年跟吴石关在一块的刘建修（比吴石晚了10天入狱）在2009年8月接受采访时，说起吴石在狱中的生活，他也提了一嘴。因为身份特殊，吴石在一些条件上比其他囚犯稍微好点，可受的惩罚可一点都不少。
每次吴石接受讯问回来时，身上总会带着新的伤痕，遭受折磨得很惨，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吴石在狱里遭受了酷刑，之后一只眼睛就失明了，大概是被折磨伤到视神经才会这样。
不少资料和文章都提到，吴石等人在被抓到牢里后，在审问时还挺配合的，基本上都“供认不讳”，想着能争取点宽大处理的可能。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就算吴石在狱里“交代”了什么所谓的内容，也大多和他自己有关，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是党员身份（地下党的情报员），对当时台湾地下党的详细情况了解得不多，另一方面也跟他故意隐瞒有关，不然敌人也不会对他判那么重的刑。
吴石一被抓进牢房，心里就明白哩，自己想出去几乎不可能，他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份遗书。因为条件有限，这份遗书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行笔草书，大概有两千字左右。
吴石在这份遗书里，详细说了自己过去的经历，还对妻子和子女的思念之情，读着让人感到十分动人。
也许一直到这个时候，在吴石心里，台湾的解放已经近在眼前，而他自己此刻却身处绝境，不免觉得有点儿惆怅。
整篇遗书看下来，感觉里满是遗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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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3月底到4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审讯的结束，有关“吴石案”涉案人员的最后安排也开始提上日程了。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周至柔于4月7日签呈蒋介石，提出对“吴石案”审判人员的架构：
奉：交代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人叛变案，已责令军法局侦讯完毕，依法应组成高级军法审判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担任审判官，外，还打算请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担任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做审判官。是否如此，请签示。
经过一个月的审查，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周至柔，建议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等人判处较重的刑罚，但避免处以死刑。
周至柔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后勃然大怒：
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理案件不公，竟然为罪犯说情，这真是极其不法的行径，应该立刻解除他们的职务，赶紧处理才是。
在1950年6月9日，蒋介石亲自批准了那个死刑判决，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吴石等人就被押到刑场，执行了死刑。
从吴石案发到判处死刑，这段时间也就三个月左右。
蒋介石之所以要如此效率的办成这件事，从当时情况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蒋介石确实对吴石感到挺失望的。
随着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败得一塌糊涂，蒋介石为了重新振作，急得要整顿军队。他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之前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势力，内部派系繁杂可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打算避开那些掌握实权的派系，重新整编军队，急切地想要招募一批年轻点、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来补充力量。
大概在1949年，蒋介石在日记里自己抄了一份名单，认为这份名单上的人都跟各派没啥关系，年龄大概在三十到五十岁左右，而且都挺有本事的年轻将领。
在这份名单里，吴石排在第二名。
之前聊过，吴石虽然身上带点桂系的影响，但他毕竟不是桂系的核心人物，长时间都以“技术将官”的身份出现，在蒋介石眼里，吴石符合他的标准。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直在关注吴石，虽然没有把他提拔重用，但一直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1949年，他才把吴石调到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岗位上，没多久还提拔他到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位。
不少人都觉得，参谋次长等同于副参谋总长，但实际上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在国民党体系里，国防部部长一直都是个虚名，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参谋总长手里。下边还设有副总参谋长，主要工作就是帮忙分担一些任务；至于参谋次长嘛，负责管理某一块业务，比如负责情报工作的那位，就是情报参谋次长。
说到参谋次长的职务级别，它比副总参谋长低一些，但在权限方面，其实还要胜过副总参谋长。
1949年夏秋时节，吴石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后，蒋介石几乎是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催促他赶快前往台湾报道，主要是因为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台湾去了。
那会儿，蒋介石就已经清楚，解放军肯定会对台湾发动攻势，而精通军事、又是福建人的吴石，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个难得的人才。
吴石一案曝光以后，对蒋介石的冲击可真是挺大的。
1950年2月27日，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蔡孝乾被捕的情况后，顺便还提到了吴石可能牵涉其中，蒋介石当天就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
实在令人失望到了极点，指令就这么被下达抓捕！
在整个吴石案的调查和审判阶段，蒋介石一直亲自盯着，后来还对与吴石案有关的人员都判了极刑，不难发现蒋介石对吴石这事“越抱希望，越失望”。
蒋介石对吴石处以极刑，意在以儆效尤，起到震慑其他人的作用。
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仍得应对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斗。随着大陆上的军事力量逐渐减弱，党内也不乏有人指责蒋介石应当承担责任（其实说到底，蒋介石确实得负一部分责任）。
挺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时美国人对蒋介石也非常失望，还提出了很多“倒蒋”的方案。除了那会儿远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反复强调自己才是合法的领导人之外，美国人也打算扶持孙立人、吴国祯上台，这其中的目的也差不多。那会儿，台岛上的不少人都愿意接受美国人的条件，为的就是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美援。
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曾提醒儿子蒋经国：
安排戒备，以免西安事变再次发生。
蒋介石不愿意扛这个失败的责任，所以他只能把那些可能让他背锅的人都清理干净。
正巧在这个要紧的时刻，发生了“吴石案”。
其实按吴石的情况来看，本来还能争取不让他死。
毕竟那会儿，几乎所有指向吴石的不利证据都摇摇晃晃，不太靠谱，蔡孝乾也说不清楚他是否认识吴石，更别提提供关于吴石的直接线索；朱枫被抓了以后也没供出什么对吴石不利的事。而那张证明吴石“通共”的通行证，吴石完全可以推说是手下人做的，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为了清除国民党内部那些不听话的派系势力，蒋介石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吴石动了手，意在向所有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哪怕像吴石这样位居高位的人，一旦背叛他，结局都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