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我党、我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已被铭刻于史册之中，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回荡在岁月的长河中。
彭德怀在6月底接到了庐山会议的召集令。在此之前，他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曾遭受毛主席的指正，心中颇感不悦。起初，在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同样满怀热情，积极性极高。然而，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仅仅数月便对他的看法产生了转变。相较之下，我自始至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对大跃进持有疑虑和保留意见。
1959年彭德怀海外访问照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的是你去，而非我，我怎能替代呢？”随后我又询问他是否因受到批评而心绪不佳。彭德怀表示：“并非是心有不甘，只是情感上感到不适。”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参加了会议。在会议过程中，他对简单处理问题、缺乏尖锐意见的现象表示不满，并认为纠“左”行动力度不足，因此撰写了那封著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持续了半月之久，而我则留守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彭真与林彪两位领导人亦未亲临庐山，似乎未曾料想到会议会引发如此重大的波澜。我依旧将此次会议视作一次常规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旨在探讨当前的工作议题。在北京，我已准备了两个与工业发展相关的文件，准备提交中央审阅。其中一份文件聚焦于钢铁工业，强调指出：我国钢铁产量已达到千万吨，当前应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而非单纯追求产量，并引用了苏联与日本的实例进行佐证。在二战期间，尽管苏日两国的钢铁年产量并不算高，但在战争中却展现出了巨大的威慑力。这充分说明，当产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质量的重要性便尤为凸显。另一份文件则涉及无线电工业，即今日所称的电子工业。当时尚无此称谓。鉴于军委对军事工业的高度重视，国家设立了二机部专门负责军工事务。在军委会上，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均主张加强军事工业的领导，我便根据会议精神草拟了一份旨在加强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已略显动荡。河北、山东等地频发饥荒，青海亦陷入饥馑困境，云南逃往缅甸的民众络绎不绝。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我心怀忧虑，深感不安。庐山会议持续半月，中央随即通知我参加，我隐约察觉到会议上的分歧愈发严重。彭德怀于7月14日致毛主席的“意见书”已印发，似乎我将面临批评。然而，对于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议题，我确实持有诸多见解，与彭德怀的观点相去不远，迫切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陈述。彭真来电，邀请我一同前往。
黄克诚
形势如此严峻，会议上无人敢直言，我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重视。我则劝他：你总是过于感性，既然与主席共事已久，理应相互了解更深，这些话为何不直接与主席面谈，而非写信表达？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必急躁，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不久，我又与李先念进行了交流，他也认同当前做法过于激进，迫切需要作出改变。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你误会了，我并非你的救兵，而是来反对你的。”这里的“反兵”一词，是针对谭震林所说的“搬救兵”而言，意在表达我们观点的截然对立。然而，后来有人以此为由，指责我“蓄意反党”。
在18日至19日的小组会议上，我们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展开了讨论，许多成员表达了对彭德怀观点的认同。我在19日的发言中，全面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坚定地支持了彭德怀的立场。除了罗瑞卿和谭震林之外，其他成员似乎都对我的观点表示了共鸣。谭震林和罗瑞卿对我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我随即进行了反驳，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原本这篇发言应该有详细的记录并在简报中发放，但由于我乡音浓厚、发言速度快，记录者未能完整记录下来，整理时遇到了困难，因此我不得不自行整理书面发言提交给他们。然而，形势迅速变化，短短几天内便演变成了一场斗争。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些材料。因此，简报上只有一份简短的发言记录。这导致后来一些同志感到不解，为何作为庐山会议斗争焦点之一的人物，竟然没有留下一个较为全面的发言记录？
我对粮食供应深感忧虑，若数亿民众面临粮食短缺，后果不堪设想。在会议上，粮食产量被上调至7000亿斤，声称以6亿人口计算，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供应无忧。我反驳道：这个数据并不真实。有人质疑：这是谁的观点？我回答：正是我提出的，你也曾提及。当时我的立场相当坚决。
7月23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话语震撼人心，进而成功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钢铁产量是我作出的决策；二是人民公社的推广，我虽非其发明者，但拥有推广之权。面对1070万吨钢铁产量，九千万民众投身其中，局面一度混乱，我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他错误，也应分摊责任，但首要责任在我。在犯错并付出代价后，我们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民众渴望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热情，我们不应一味贬低，更不能泼冷水。至于“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等现象，我们也应理性分析，其中固然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尤其在县、社两级，尤其是公社干部中较为突出。但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些现象已得到纠正。今年3、4月份，我们已成功压制了这一风潮，几个月的时间便说服了相关人员，终止了相关做法。第三，我劝告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的同志们。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若将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一一列举，并公开报道，恐怕一年也无法完成。如此一来，国家必遭覆灭，即使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将被打倒。我奉劝一些同志，在讲话时要注意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定信念，切勿动摇。目前，有些同志已开始动摇，他们并非右派，却已滑向右派边缘，距离右派仅有30公里的距离。
主席的发言有力地鼓舞了左翼力量，对中间派予以了悉心劝诫，并对“右派”发出了严肃的警示，这充分显示出主席将会议上的观点交锋视为党内路线斗争的体现。
江西党校的反应便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7月26日发布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坦率地指出了党的失误。李云仲身为负责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对情况了如指掌，信中不仅列举了大量事实与数据，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是在6月上旬直接致信主席。主席对此信作出了一份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在批示中，他肯定了李云仲敢于直言的精神，对其对计划工作不足之处提出的批评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然而，主席也指出，李云仲认为自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全盘否定了党的成就。
这些疑虑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此期间，党中央始终与主席保持一致，自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持续纠正错误，局势逐渐好转；主席对此充满信心，坚信按照这种方式持续努力，问题不久便能得以解决。因此，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誉为“神仙会”，提出了十几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尽管发言中存在分歧，但并未出现激烈的争论，整个氛围并不紧张。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左”派气势嚣张，不愿正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有人会上打断他人的发言。“右”派则力求充分揭露缺点和错误，强调必须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清晰的认识，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会议中无法畅所欲言的情况感到压抑。主席对此心知肚明，但仍认为这是正常现象。随着讨论接近尾声，《会议纪要》也已开始起草，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即将结束。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之际，彭德怀致信毛泽东。
恰在此时，彭德怀撰写了他的意见书，并于14日呈递给了主席。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会议即将落幕，但他深感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自己的观点也未能充分表达。这封信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他再次陷入亢奋失眠的状态。主席曾在会上坦言，自己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却依然无法入眠。在神经高度兴奋的状态下，他细致地推敲了这封信以及党内外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将彭总视为代表人物，尤其是在中央政治局中的代表人物。他认定彭总的批评直指中央政治局和主席本人，因此认为路线斗争在所难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性质的根本转变，会议将因此扩大并延长。
主席的发言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彭德怀在会议结束后曾向主席表示，他的信仅作参考，不宜公开发布。然而，事情已经发生，彭德怀的解释似乎已无济于事。我对主席的讲话感到难以接受，心情异常沉重；彭德怀的压力更是巨大，我们俩都因此无法安享晚餐。尽管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却刻意避免交流。我无法理解主席为何突然转变方向，将原本的“纠左”会议转变为“反右”会议；我反复思考，却始终无法解开这个谜团。
夜幕降临，周小舟来电告知，他们希望与我进行交流。我意识到此刻需保持警惕，故而拒绝他们前来，然而小舟态度坚决，我最终妥协，同意他们来访。在三人中，小舟显得尤为兴奋，李锐已察觉到此时来访可能不妥，却未能劝阻小舟。谁能料到，这次对话竟成了“反党集团”行动的不幸证据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若有不同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这样的私下讨论并不妥当。”小舟这才渐渐平复情绪，并简要讨论了湖南的局势。在他们准备离开之际，彭德怀带着一份军事电报走来，小舟又开玩笑说：“老总，我们离右派的位置仅剩30公里了。”彭德怀回应道：“急也无用。”李锐催促小舟赶紧离开，认为已经太晚。实际上，他可能是觉得他们应该尽早离开。周惠一贯谨慎，并未多言，随后他们便离开了。出门时，恰好遇到罗瑞卿，他持有反对“右派”的观点，因此对此事格外关注。这一晚的对话后来成为了逼迫我们交代的重要问题。
1959年6月，彭德怀结束出国访问之旅，返抵京城，黄克诚亲自前往车站，热情迎接。
23日，主席发表讲话之后，各小组随即在下午展开了对主席讲话内容的讨论。起初，大家的发言都比较克制，对彭信的批评虽各有侧重，但均未脱离信件本身的实质。有的批评较为尖锐，而有的则加入了自我反省的元素。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既要论事，亦需察人。这一指示为会议增添了新的转折。批评之声愈发激昂，矛头直指个人。除了对彭总的指责，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和“湖南集团”等说法亦随之浮出水面。“左”倾的柯庆施等人态度颇为强硬，即便是温和派也不得不提高声音。彭德怀及我们这些人，唯有进行自我批评的份。我在当日进行了检讨，指出自己19日发言时嗅觉不够敏锐，以及自身在思想方法上过于侧重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问题；同时，也承认了自己仅看到彭信用词不当，却未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其中不乏有违心之论，但总体而言，还算不上过分。
指出党内外存在右倾思想和行为，形势呈现出猖獗上升的趋势。此言一出，谁还敢保持中立立场呢？随后，批判和斗争的烈度不断升级。既然涉及到个人，那么就必须追溯其背后的组织、目的，以及历史背景，展开深入的斗争。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在答辩时，我提及：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大体相近，但这仅就庐山会议时的立场而言。回顾往昔，我与彭德怀之间的争执颇多，意见相左时便会展开争论，这样的情况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尽管如此，我们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争论从未伤害到彼此的感情。记得在打“AB团”那段时期，有人欲加害于我，彭德怀曾为我辩护，若非他出手相助，我可能在那次事件中遭受不测。在我看来，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正常基础上的，绝不至于上升到父子关系的地步。
主席言道：“理性与情感本为一体，我自身亦然，始终如一。显而易见，我对您与彭先生的交情，以及您个人的性格，尚存疑惑，亟需拨云见日，解开心结。”
我曾表示：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亲自指派的任务。当时我在湖南任职，原本并不愿接受此职；然而，是您坚持让我接受。既然担任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如何能分割开来？彭德怀的信是在山区所写，而我那时还未赴山区，怎能成为他在撰写“意见书”时的助手？我在湖南服务多年，与当地负责同志交流频繁，对湖南工作关心备至，这又如何能构成所谓的“湖南集团”？至于所谓的“军事俱乐部”，这更是无从谈起。
在讨论中，我表达了对“保卫四平”战役及长期炮击金门、马祖行动的不赞同立场。主席回应道：“保卫四平”是我作出的决策，难道这也有误吗？我则表示，即便如此，我认为那场耗费巨大的战役本可以避免。至于对金门和马祖的炮击，仅仅进行有限的警告射击以显示决心即可。既然我们并无真战的意图，那么大规模炮击的意义就不大了。耗费大量资金进行炮击，导致全国紧张，实无必要。
主席微微一笑，言道：“看样子，让你担当‘右翼’的智囊，倒也颇为合适。”
周小舟、周惠、李锐纷纷表示，会议现场的气氛过于压抑，以至于大家难以畅所欲言，诸多议题亦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与辩论。
主席指出，应当鼓励辩论与激烈的思想碰撞，确保每位同仁都能充分表达观点，畅所欲言。小舟等人亦表示，“湖南集团”的称呼似乎带有一定的压力，他们期待对此进行明确解释。主席回应道，可能存在一些误解。他接着说，他与湖南的几位同仁，似乎情感上有些隔阂，尤其是与周小舟之间的距离。
主席再次将话题引向他在遵义会议前夕如何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他要求小舟“不远而复”。谈及遵义会议，主席显然意在唤起我们的回忆，意图与彭德怀明确区分立场，期望我们能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然而，我们内心的思想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且均不擅长掩饰，因此我们的表现或许会让主席感到失望。
此次交谈中，尽管主席对我提出了不少批评，气氛却并未紧张，使得我们得以畅所欲言，毫无压力之感；即便我的言论未能得到主席的认同，他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语气也并不严厉。因此，我们的心情保持愉悦。我甚至感到一丝轻松：毕竟，这是我向主席直言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
7月31日与8月1日，毛主席于其住所的楼上连续两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即便是在午餐时间，毛主席也未曾休息，仅以包子果腹。与会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等同志，同时亦通知我、二周以及李锐四人作为列席嘉宾参加。
主席亲自主持了会议，他的发言尤为频繁，内容涵盖从历史到理论的广泛领域，洋洋洒洒，难以尽述。在阐述理论时，主席指出彭同志并非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其思想中掺杂了诸多封建和资本主义的元素，且倾向于经验主义。同时，主席也提到，彭同志出身于劳动人民，对革命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彭同志抱有期望，认为他投身革命是有益的。至于历史问题，主席对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批判，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则自认为双方各占一半，但主席依然坚持三七开的评价。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矛头直指中央领导，这是对中央的反感和攻击。你的信意图公之于众，旨在争取支持、组建队伍。你意图以你的形象重塑党和世界的面貌。回顾历史，你曾对许多重大问题缄口不言，此次却写下如此长篇大论。对于那些挑拨离间之词，你必须予以反击。”
彭言：往昔于江西之际，亦曾向中央呈递长函，表达己见。今次所书，旨在供您深思，实则并无公开发表之意图。
主席续言道：“你先前曾遭受指责，心中或许存有怨气。我们虽同在北京，却鲜少通电话，多次拨打都未能接通，便心生芥蒂，断言‘老子今后不再与你交往’。记得在香山，你曾寻我，但恰逢我作息规律特殊，警卫告知尚未起床，你便不悦而归，此事就此搁置。至于高、饶事件，你卷入其中颇深，你未来的道路又将如何，实在是难以预知。”
彭表示：昔日我效仿王明、博古的路线，但于1934年1、2月时已转变方向。我曾与黄克诚探讨此事，并渴望得到主席的指导。现年61岁的我，今后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众多同志纷纷以实例佐证，阐述彭德怀存在疑问，并表达了对主席观点的赞同。
毛泽东曾言：整治人务必要让他夜不能寐，直捣其灵魂的深处。谈及彭某，他指出其组织纪律性不佳，并引用彭某的言论：“只要对革命有益，即便专政也不妨。”在应对朱怀冰等人时，情势紧迫，尚可称之为“专政”，然而在发动百团大战时，为何不事先汇报并请求批准？有人指责你是伪君子，你一直怀有野心。我已66岁，而你61岁，我可能比你先离世。许多同志对你心存疑虑，担心难以与你团结一致。
此次行动，你们明显站在了右倾的立场上，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意图动摇总路线，对中央领导进行攻击。毛主席甚至提出了关于解放军是否会跟随他的问题。
我不得不表达几点看法，于是说道：与彭同志交往日久，诸多事宜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在中央苏区后期，他曾提及需请主席领航，在我看来，他并非无法辨识是非曲直。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多少有所察觉，这也将有助于我更全面地认识他。我期望彭同志能保持冷静，认真听取批评之声，尤其是常委领导同志们的言论，其中无不蕴含着善意与帮助之意。
会议结束后，主席特意将我们四位列席人员留下，继续交谈，并叮嘱我们切勿再受彭的影响。他特别对周小舟抱以厚望，期望他能“迷途知返”。这一连串的会议给我的强烈感受是：主席意在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心转意。尽管我被视为彭的亲信，似乎难以摆脱干系，但当时似乎尚无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
主席的讲话主要聚焦于路线问题，并对党内存在的分裂倾向表示关注，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猛烈冲击。他强调，对于犯错误的人，应当给予改正的机会，实行“一看二帮”的原则，即既要批评错误，又要帮助改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团结。
随后，各组相继展开了批斗会，对“军事俱乐部”的批判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康生在批斗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不仅频频发言，还不断插话，甚至整理材料送往主席处，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存在感。林彪的分量也逐渐加重。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向新加入的中央委员传达了相关信息。林彪作为第一位发言者，长篇累牍地指责彭某，占据了会议近半数的时间。
起初，小组会是以地域为基准进行划分的，随后其规模逐渐扩大。我曾归属西北地区，由张德生负责的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数十位同仁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到了中央全会的阶段，两个大区的人员被合并为一个小组，成员众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加入了我们。在我的生涯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但庐山会议上的那次，对我来说最为严峻，几乎让我难以承受。我患有失眠症，通常需要依赖安眠药来入睡，然而每晚所需剂量增至六粒，却依然无法使我安眠。
起初，我的立场相当坚定。有人诬称我是彭的忠实追随者，这让我异常愤怒，以至于我断然宣称：“即便你夺去我的生命，我也绝不会承认。”面对那些不公正的指责，我总会与之展开辩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无论是讲道理还是辩论，都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学会少言多听，保持沉默，减少争辩。尽管如此，我的反省始终未能达到他们的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欲落井下石，必须先有石头可落，而此刻，我手中并无半块石头。”我坚定地表示，绝不愿参与诬陷他人以换取自己的解脱。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尚无大碍，但若是‘反党’，那就严重了，我确实是心有余悸。”彭则表示：“我一生的志向仅在于实现‘富国强兵’，别无他求。”他继续劝慰我不要过于悲观，似乎他的乐观态度甚至超过了我。然而，话不宜多，他随即离开了。
于8月10日左右，我们小组正对7月23日夜晚周小舟、周惠、李锐来我处讨论的内容进行追查。恰在此时，罗瑞卿陪同李锐参加我所在的会议。我立刻感到不安，担心那天晚上的谈话内容可能已被暴露。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毛主席的比喻，似乎联想到“斯大林晚年”。我明白他们当时情绪激动，且均系对革命事业忠诚无二的正直之人，因此并未觉得这比喻有何严重性。然而，随着会议气氛的紧张加剧，我也意识到这比喻可能会被误解。先前，我曾劝告周小舟，鉴于23日晚他们遇到罗瑞卿的情况，他们的言论可能会引起注意，那句话容易被误解为对毛主席的不满，建议他们主动向主席解释。但小舟表示时机已晚，再解释只会招致麻烦，因此我选择了沉默。然而，此事一直困扰着我。不提此事会损害无辜，而提及又意味着隐瞒，身为中央委员，这样的心态让我良心不安。加之，拖延只会让事情显得更加可疑，加重严重性。如今，小组正深入调查此事，面对他们直接询问当晚的情况，作为中央委员，我无法对组织隐瞒，只能如实陈述当晚的经过，并澄清我认为说话者并无恶意，仅仅是言语失当的冲动之举。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或许是李锐所言，不过我也不是很确定。最终，周小舟自己坦白承认了那句话是他说的。
周小舟
一提及“斯大林晚年”的话题，会议瞬间如同沸水般激荡，仿佛“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指控由此得到了铁证。回顾我前些日子在小组会上的慷慨陈词，如今看来，不过是无视事实的谎言，暴露出我极其不诚实的本性，显得全然不可信赖。随之而来的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罪名接踵而至。身陷如此困境，我真是百口莫辩，纵使跳进黄河也难以洗净这污名，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然而，会议依旧继续，检讨亦然，一次又一次，我总是被视作不老实之人。
其他几位同仁亦与我面临相同的处境。据悉，彭德怀与张闻天亦曾对毛主席有过类似的非议，结果亦遭到了揭露。这一事件激起了与会同志们的强烈愤慨。
主席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体同志的衷心拥戴。至此，即便那些在批判“右倾”时内心尚存同情的人，亦已转变了立场。主席对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坚定。此前，他着重批判彭德怀的右倾行为，并对我们进行了多次争取工作。然而，到了这一阶段，他已断定我们是一个“反党集团”，唯一将周惠视为略有牵连。按照党内地位，我本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鉴于我是“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且是连接“湖南集团”的桥梁，罪责重大，因此我被置于第二位，位列张闻天之前，被称作“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作为主席的兼职秘书，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也被卷入此案，然而，由于其并非中央委员，并未与我们一同被公开点名。
主席此刻已明确认定，我们是在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反党行动。常委会成员亦赞同此观点。因此，在作出决议之前，首要的任务便是要求我们承认罪行。
如果仅凭可疑迹象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求我承认呢？陶铸未能解决我的疑问，于是第三次找我谈话。这一次，他强调大义，说道：你总该为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及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汇聚于此，7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持续了一个月，8月中央全会也已开了半个月。再拖延下去，对工作极为不利。目前形势已如此，你不承认，大家难以接受，最终还是要承认，何必继续拖延呢？我深思熟虑后，意识到自己确实处于困境，深知主席性格之强硬。而且，除了我们几个，中央全体成员都站在主席这边。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冤枉固然重要，但相比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听说彭德怀表示愿意妥协，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因此，我只能遵从陶铸的建议，“顾全大局”。
自诬其罪非易事。若要我承认右倾，我倒是能够心悦诚服，因我内心深处从未认同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然而，若让我承认反党之罪，尤其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那就实在太过艰难。在此压力之下，我只能强颜欢笑，违心承认，但心中始终耿耿于怀，日日不得安宁。
彭、黄、张相继被说服承认错误，并在大会上进行了自我检查，唯独小舟未曾如此。于是，在总理和彭真的主持下，八届八中全会草拟了决议。决议完成后，我们被要求签字确认。签字之难，难以言表，然而我们已别无选择，唯有签字。
我们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的智慧超越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习惯了服从主席的决策，习惯了接受主席的批评，即便内心有所保留，也依然选择接受。然而，这一次，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也不应接受，但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屈服了。
待我情绪平复，方始意识到：那次的检查，那次的对“决议草案”的违心赞同，实乃我在庐山会议上的重大失误。每当忆及此事，心头便不禁涌起深深的痛苦。
中央高层普遍倾向于仅对这几位个人进行批评，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艰辛的劳动家庭，始终致力于变革旧社会，军功卓著，地位显赫，却始终不忘初心。他自幼便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常常成为带头者。虽然有人认为他有过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但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这些特质已有很大改观。他性格刚烈，不喜阿谀奉承，建国后对过分歌功颂德的现象颇为反感。他直言不讳，即便言辞尖刻，也从不畏惧得罪他人。如此个性鲜明，难免会引起他人猜疑。
曾经，主席以戏谑的口吻向彭调侃道：“老总啊，咱们来个约定，我离世后，你务必不要生事，可以吗？”这反映出主席对彭的顾虑之重。然而，彭并未因此变得警惕，依旧我行我素，言所欲言。他性情刚烈，难以容忍事端，难以适应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正如水过清无鱼，人太精明无徒，彭与领导及其他同志的关系也因此不易融洽。从主席对彭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相处并不愉快，时常产生误解。
毛主席创立党的丰功伟绩、缔造军队的赫赫战功、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彭德怀将军历经沙场、战绩显赫，皆是赫赫有名。两位都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渝。然而，谁能料到，他们竟然因为观点的些许分歧和性格的微妙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隔阂。尤其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种种因素叠加，以至于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庐山会议的这一悲剧并非偶然，它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悲剧，更是我党的悲剧。自此，党内缺乏敢于直言的勇士，而迎合、顺从的风气却日渐盛行。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决议》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说：“鉴于彭德怀同志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在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的工作，调离职务确属必要。然而，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应保留，以观后效。”决议一经通过，全会随即宣告闭幕。
7月17日，我踏上了登山之旅，而主席的讲话则是在23日。自7月23日至8月16日，我经历了二十余日的激烈斗争。那时，怀揣满腔冤屈，身负“右倾反党”的罪名，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了北京；那一刻，我感到无颜以对世人。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两千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对中央的决议，我们只能认账。但对会上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我们就不认了。彭答辩，我也答辩。我已记不清彭在会场上的情况，只记得自己仍是一件、一件的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德怀与黄某分别安排在两个会场进行批斗。
彭德怀或许仍驻足于怀仁堂，而我却转赴紫光阁参与会议。然而，我的立场未曾动摇，随即又遭到了“放毒”的指责。会议对策略进行了调整，将所有与我关系密切者召集一堂，要求他们揭露、批判我。为了避免被指责包庇“反党分子”，众多同仁纷纷表态。于是，有人称我为畏缩的胆小鬼，有人指责我为刽子手。我深知，尽管个别人或有私心，但多数人不过是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对我进行批判。即便他们的言辞尖锐，我也能予以谅解。毕竟，我的罪名已然沉重，多言两句亦无妨，只要能减轻他人的牵连，亦是幸事。还有几位与我共事多年、深知我为人处世的同志，在会上始终缄默不言。他们选择沉默，实是承担着风险，连我亦担忧他们可能遭受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