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时候，杨虎城的孙子杨翰去探望了99岁高龄的张学良。张学良对他态度挺冷淡的，气氛显得很尴尬，这让杨翰怎么也想不明白。

早在1936年12月11日这天，蒋介石跑到西安去开会，会上通过了开展第六次“围剿”的方案。

当晚宴会上，蒋介石公开宣布，由卫立煌担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的最高指挥官，蒋鼎文出任西北剿共军队的前线总司令，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由中央军替代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剿共行动。

12月12日这天，也就是第二天，张学良跟杨虎城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扣下了。

西安事变里，张学良和杨虎城面临的棘手难题：

一、对于如何处理与蒋介石相关的事务，各方意见分歧大，难以达成一致。

首先是在“杀掉蒋介石”还是“放走蒋介石”的争论上，杨虎城是主张“杀掉蒋介石”的。

12月13日夜里，杨虎城把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召集起来，一起商量怎么处置蒋介石。杨虎城和西北军里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干掉蒋介石”，不能让他有机会再翻身。等把蒋介石解决了，再跟其他各方势力坐下来，一起商量怎么联合起来抗日。

张学良赞成让蒋介石离开。

张学良从发起兵谏那会儿起，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杀蒋介石，他纯粹是为了抗日才搞的这次兵谏。

蒋介石吓得像只受惊的鸟，一想到自己当前的状况，好几次都拒绝了和张学良坐下来谈，还写了封遗书。

说实话，张学良和蒋介石曾结拜为兄弟，背后还有20万东北军撑腰，而杨虎城可没这层关系，他手下的17路军才5万多人，真要把蒋介石放了，杨虎城会怎么样，那是一目了然的。

接下来要说的是，怎样“让蒋离开”的问题。

张学良私下里用英语跟人谈，没让杨虎城知道，就答应了宋美龄和宋子文，决定放走蒋介石。

杨虎城多次协商后，态度还是十分坚决。他说只要中央军撤出潼关，我们就释放蒋介石。

这个时候的杨虎城还完全被蒙在黑暗中，一无所知。

特别是在蒋介石答应六项条件，却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这件事上，杨虎城坚决反对，两人因此吵得很凶。最后，是周恩来劝说杨虎城，让他接受了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作保”的口头承诺，来替代书面协议。

杨虎城始终对这次谈判的结局心存不满，而张学良却未与他商议，便执意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让杨虎城实在难以接受。

因为这个事儿，杨虎城和张学良吵得不可开交。

二、出发前，张学良交给杨虎城一道命令，让他暂代管理东北军，这让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12月25号，在出发之前，张学良给杨虎城留了个命令：“我要是离开陕西的时候出了啥意外，各位兄弟一定要听虎城和孝候的，让杨虎城来代我管事儿。这话是说给何、王、缪、董几位军长和师长听的。张学良，二十五号。”

张学良冷不丁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杨虎城，让他毫无防备，完全跟不上张学良的节奏。

刚开始谈判时用的是英语，对释放蒋某人的事毫不让步，压根儿没把这个勇猛的将军当回事儿，最后走的时候，居然还让他代为指挥东北军。

首先，就杨虎城的经验和本事来说，他很难掌控得了东北军。

再者，东北军内部派系众多，相互交织，有老资格派和年轻派，陆军大学出身和士官学校出身的，还有东北本地人和外省人的分别，杨虎城根本没法调和这些矛盾。

最后，来说说张学良让杨虎城去做的真正目的。

张学良心里清楚，以杨虎城的资历和本事，在东北军内部派系复杂的情况下，他这个外来者很难插手进去，更别提代替指挥了。但换个思路，杨虎城不属任何派别，也就不会和谁有利益纠纷，工作起来反而更顺手。

问题在于，东北军里没有哪个派系或者头目，能做到一呼百应、众人追随。这是郭松龄、杨宇霆之后，东北军很少碰到的窘境。

杨虎城手里头就五万兵力，不算强，但在西北那片地儿，他可是独自打拼，威风得很。两军又是盟友关系，面对大敌，肯定得互相拉一把。所以，杨虎城这边更让人觉得靠谱。

所以，张学良其实还有更深的心思，他希望杨虎城能拉东北军一把，让东北军得以保全。

杨虎城同样采取了行动。1937年1月5号这天，他联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们向全国发通电文，目的是营救被关押的张学良，还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威胁西安、挑起内战的阴谋。

三、杨虎城没多加考虑，就放走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还归还了50架飞机等当作“抵押物”的东西。

12月26号这天，杨虎城接到了张学良从洛阳拍来的电报，电报里让他把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这四人给放了，让他们回南京去。

12月28号那天，阎宝航从南京回来，还带了张学良的一封信，信里让杨虎城把之前扣下的50架飞机给放了。

这肯定都是蒋介石的主意。张学良到底怎么想的，谁也说不准，但在外人眼里，这哪是双方在交换啊，分明就是一方自己在那儿一厢情愿。

杨虎城把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里的两位大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请来，一同商讨应对办法。

杨虎城起初并不打算放走那些人，态度有些含糊不清。毕竟，军政要员和飞机都被西北军扣着，杨虎城自然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把这事儿给简化了处理，不光把张学良电报里提到的那四个人给放了，连带着其他十多个也一并给放了。

让50架飞机飞走了，连带着近500名飞行员也一并放走了。

杨虎城的立场至关重要。不过，他最后还是松口答应了放人。这样草率地放走国民党军政要员，还让他们带走了50架飞机，结果杨虎城和东北军手里就没了能牵制对方的“底牌”，没了谈判的资本。

西安那边已经做得非常周全、无可挑剔了，可南京的张学良却迟迟没有返回。

三、张学良遭囚禁后，杨虎城跟东北军里的年轻将领走得很近，内部纷争过后，“铁三角”格局便瓦解了。

西安事变，成功因了年轻激进派，失败也源于这拨人。

张学良遭囚禁后，四十多位东北军的年轻军官跑到杨虎城家中，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恳求杨虎城带着他们与南京决一死战，好把张学良救出来。

1937年1月6号这天，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还有两边的军队将领聚在一起，商量怎么一起打仗。可有些年轻气盛的军官却等不及了。

为救出张学良，有人策划了“二二”暴力冲突，杀害了主张和平的六十一军军长王以哲（他是中共的秘密党员），还有司令部的参谋徐方、交通处的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这导致东北军内部立刻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混乱。

“二二”事件让杨虎城和中共处境极为尴尬，他们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之后还被东北军怀疑。“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信任上的大问题。

年轻气盛那帮人干不成啥好事，反倒尽添乱。像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他们带头的一伙人，只知惹祸却不敢担责，他们的举动没得到东北军多数士兵的认同，最后成了没人理的独行侠。

听说返回西安的东北军正在对他们展开追杀，高福源也被诱骗杀害作为“祭旗”之举。为了保住性命，他们跪在杨虎城和周恩来面前，哭得涕泪横流，苦苦哀求给条生路。周恩来怕引发更大的内乱，便安排他们到云阳的红军总部去避难。

世上没有能永远保密的事，孙铭九等四人由刘鼎引领前往红军驻地的事，很快就被东北军的高层将领知晓了，他们进而怀疑这事是少壮派干的，且是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指使。这样一来，东北军很快就对中共和西北军失去了信任。

东北军和西北军跟红军之间，裂痕已经大到没法补救了。

后来，在蒋介石的挑拨离间下，西安方面在谈判中失去了平等的话语权，2月6日杨虎城无奈只能撤到三原。

东北军按照乙案的安排，往东前往安徽，与红军拉开距离，还对西北军加强了防范，这样一来，“三位一体”的局面就瓦解了。

1937年2月16日，张学良在给于学忠的信中说：“老弟啊，我真不知该怎么说，连眼泪都不知该往哪掉。”

张学良曾把蒋介石关了14天，结果自己却被蒋介石关了长达54年。

杨虎城曾试图反抗并铲除蒋介石，却未能成功，最终反遭蒋介石报复，全家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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